釋果燈 / 文
在佛教因明學裡，談到正見的獲得，必須依據四個途徑，也就是以下「四明」：
一、現量：依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現見所得的知識。
二、比量：依現見所得的知識，進一步推理、比較所得的知識。
三、譬喻量：引用譬喻而例證獲得的知識。
四、聖教量：依聖典所說而獲得的知見。
可見這四明，前三者為凡夫的知識，第四是聖人所說的真理。聖人所說的真理，雖非凡夫所經歷，但凡夫仍可細心推求辯證之後，參考聖人所說的真理，即可據以建立正見和實踐的方法。
是以，在正見的建立上，這四明缺一不可，也就是說，四明要互相辯證、發明、綜合地應用，才能得到圓滿無誤的正見。所以，學人切不可懶惰不用腦筋，一切依據聖教量所說，就以為沒有問題了；更不能只依據前三量，自負於個人的理性高於其他聖教經典。
在佛教史上，大小乘各宗派對於四量的拿揑各有輕重。在聲聞佛教裡，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印度上座部和南印度大眾部，上座部的學風重於前三量，所以論典的著述風氣興盛，說一切有部的《發智論》重要性，遠高於《阿含經》，這樣的過度傾斜，從說一切有部內引起部分學者的反彈，後來有所謂重視聖教經典的「經量部」、（或簡稱「經部」）的分裂。
可想而知，從說一切有部獨立出去的「經量部」，會怎樣利用聖言量來反擊說一切有部學說是如何的「離經叛道」，並用聖言量來擊垮說一切有部過於自信的部分教義主張，其間你來我住的精彩辯論，世親的《俱舍論》可略窺一二，至於其間的是非，也是很難釐得清楚的。
聲聞佛教的另一陣營大眾部，則學風偏於聖者所說經，因而論典著述不多，但流傳出來的佛經數量，卻龐大到比四部阿含經還要多好多倍！
比較起來，上座系重論，學風重思辨、分析、科學；大眾系重經，學風偏於直覺、綜合、藝術。對於真理的求追，是非善惡的分別，當然不能籠統以美感帶過；另一方面，真理的平等境界，確非世俗的相對差別的理性所能包辦。所以，這歷史的教訓啟示我們：四量必須均衡，才能貼近「中道」，證得真理。
在大乘佛教方面，除了受上文所說聲聞佛教南北印度學風之影響外，要特別一提的是，大乘唯識宗前後時期對四量的兩極化發展。
大乘唯識宗的成立者是無著大師，可是無著卻說他的唯識思想傳自兜率天的彌勒菩薩，一說是無著上升兜率天而請問彌勒菩薩；另一說是無著請彌勒菩薩下降阿踰陀國的瑜遮那講堂，前後四個月誦出『十七地經』。
彌勒菩薩的教說，當然是聖言量，問題是彌勒菩薩的教說如果沒有和前三量（現量、比量、譬喻量）互相參酌，那麼，其與漢地自古流傳至今、民間大量的彌勒扶乩的開示語錄，其獲得正見的方式又有什麼不同呢？如果我們一方面認同無著可以主觀神化他的思想來源，另一方面卻義正辭嚴地反駁民間彌勒、觀音菩薩、濟公等聖眾的扶乩是「偽說」，這就會犯了前後標準不一的過失。反過來，如果我們要從理性上去論斷是非真偽，也必須一視同仁，確立一個共同的標準。
這初期唯識宗的彌勒菩薩例子啟示我們：只有聖言量還是不夠的，因為宗教神秘經驗而見到聖人開示的現象，古今歷史上不勝枚舉，如果我們照單全收的話，那麼聖言量就會泛濫成災，最後大家都去扶乩就好了，也不必動腦筋理性思考了。
唯識宗到了陳那以後，流傳出「隨理行」的唯識學說，其特徵就是：不立聖教量，唯依理性判斷。這又矯枉過正，完全不參考聖人所說，不跟聖典對話，很容易被自我的盲點所偏弊，而且過度主觀，往往是害怕失敗的心理所致！
唯識宗的例子告訴我們：只知其一，不論執著的是哪一邊，都很難看到自己的問題，只有遵循「中道」，不偏凡不偏聖，在凡聖的耐心溝通、檢證中，放下凡聖的主觀立場，才可能從凡入聖，通達無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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